2012年2月，经济学家华生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更新了一条评论：“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让华生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正是这短短数语，让国内思想界爆发出一场大讨论。一时间洛阳纸贵，《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知识分子传阅的读物。“中国与法国都是通过革命走向现代性的国家，在‘后革命时期’所遭遇的政治社会困境上，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说过，西方社会中以法国人与中国人最为相似。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从而为走出这一困境提供启迪。”
东方早报：为中国走出“后革命时期”的困境提供启迪
作者：石剑峰 2012年12月17日东方早报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忧心忡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而在过去一两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托克维尔已经成为知识界的热点话题。在托克维尔去世一百年后，他的思想和著作才在西方复兴，而托克维尔的各类著作在过去几周都成了畅销书，各家网络书店都卖断了货。《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代表作，也是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版。
日前，早报记者就托克维尔的个人历史背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成书历史、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以及他对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的看法等问题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席教授王焱。王焱同时也是《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多年从事经济史、政治史等方面研究，过去几年一直在课堂内外讲授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热点，甚至被政界高层推荐，对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意义，王焱对早报记者说：“中国与法国都是通过革命走向现代性的国家，在‘后革命时期’所遭遇的政治社会困境上，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反民主的传统主义者也无法拒绝民主带来的改变
东方早报：
托克维尔的家庭背景和家族历史对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有什么影响？
王焱：
托克维尔出身法国诺曼底的一个贵族家庭，就他的家庭社会关系而言，属于保王党的贵族。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忠于王室氛围很浓的贵族家庭里，在大革命的恐怖时期里，不仅他的外祖父被处死，而且他的父母也被下狱并被判处死刑，只是因为后来热月政变突然发生，他们才侥幸逃过一死。他的外祖父叫做德·马勒舍尔伯，是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的赞助人，是一位贵族自由主义者。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当革命议会审判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时候，其外祖父为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结果在雅各宾专政的恐怖高潮中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的名言是：“我在国王的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的面前为国王辩护。”可以说这位外祖父，是对托克维尔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托克维尔还有一位远亲叫夏多布里昂，是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也是一位君主立宪派。托克维尔从小接受贵族教育，家里为他聘请了私人教师，家中拥有极为丰富的藏书。青年时期，他进入王家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学学位，后来进入凡尔赛宫担任法官。青年时代，当时法国社会保守派与自由派关于宪政的大辩论，曾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
像托克维尔这样的人，应当说属于法国大革命以后残存的“最后的贵族”。成年后，他曾经几度从政，出任过法国制宪会议的议员，还短期担任过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外交部部长。托克维尔原本期望通过亲身参与政治实践，为大革命后的法国寻觅一条长治久安之路，但是1851年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使他的政治抱负付诸东流。由于当时正担任外交部长的托克维尔反对这次政变，结果被捕。此后他最终退出了政坛。经历过这一事件后，托克维尔终于领悟到，从事研究和写作比从政更适合于自己。此后他专心从事著述，再也没有回到政界。1856年，他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
东方早报：
托克维尔个人怎么看待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
王焱：
在他看来，启蒙主义的失误，在于把一般思想扩张到了对具体状况漠不关心的地步；而保守主义则根本否认存在能够指导审慎判断的一般思想；在他看来，应当把一般思想与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因为上帝的目标非常简单，而手段却是异常丰富的。因此他一方面批评十八世纪的启蒙学派，将唯理主义视为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他也批判传统主义浪漫的有机论思想。
在托克维尔看来，启蒙主义强调个人的平等与自由，顺应了天意，但在启蒙哲学思想指引下的社会观念，乃是由原子化的个人集结而成的一种“单纯、齐一、连贯、平等而理性的社会观”，这种观念仅仅根据一些简单的理性原则企图重新设计与构造社会，不能不说是体现了一种理性的傲慢。而保守主义者尽管“反动”，但他们对于启蒙主义的批判无疑有切中肯綮之处；然而他们主张倒退和全盘恢复革命前的社会结构却无异于痴人说梦，既不明智也不可取。因为，在大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之后，要想全盘恢复那个大革命前的老法国的旧建制，却恰恰需要与启蒙主义分享同一个唯理主义。托克维尔对于传统主义的批判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在他看来，尽管传统主义反对民主与平等，却仍然不能不体现一种民主时代的政教习俗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其含义在于，在这些保守主义的论式中，已经是人民、种族、地理、气候等等，而不再是君主个人掌控历史的发展了。这说明，民主的时代所带来的政教风习的改变，就连反民主的传统主义者也不能不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企图退回到绝对君主制的旧建制是徒劳的。
要理解革命，就必须回到历史
东方早报：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从法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去探讨革命发生的原因的，他对法国大革命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之处？
王焱：
像托克维尔这样的出身经历与家世背景，本应站在国王和贵族一边成为大革命的反对派。可是他对大革命反倒采取了一种极为独特的立场。他说，当我出生的时候，贵族制已经死亡了，但是民主制还没有诞生，所以我的本能引领我既不盲目倾向前者，也不会倾向后者；我是一个彻底的置身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人。我不会轻易地为这两种制度所吸引。所以，托克维尔对激进革命派或者保王党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力图对这些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客观的考察。从他的生前一直到今天，他的这种立场，可以说既得不到保守的右派的欢迎，也得不到激进的左派的支持，他自己也说，他的思想是几面不讨好，无论是正统保王党人、虔诚的教徒还是凶悍激进的革命家，都不会喜欢他的思想，但托克维尔的立场却是对于这几派立场的一种超越。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社会革命，作为一场疾风骤雨般的剧烈社会变迁，这样的巨变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对托克维尔来说，不能就革命来论革命，或者用一些革命渊源的神话或妖魔化的办法来解释这样一场宏大的剧烈的社会变迁。法国人说，巴黎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么大革命其实也不是一天就能突然发生的，其所从来者，既深且远。所以，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从法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去探讨革命发生的原因的。
东方早报：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书名由“旧制度”与“大革命”两个词组成，在托克维尔的观点里，大革命真的终结了革命前的“旧制度”？革命前后的法国是两个法国吗？
王焱：
在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大革命作为一种疾风骤雨式的剧烈社会变迁已经过去。革命派当年为了要与革命以前的旧事物、旧建制彻底决裂，采取了很多他们认为是彻底的连根拔除彻底扫荡的重大政治举措。因此在大革命以后，很多人包括保守派都认为，革命前后的法国是截然不同的，新旧两个法国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大革命已经撕裂了法国。
但是托克维尔经研究后发现，实际上旧制度、旧事物并没有被大革命所阻断或者区隔，很多旧的事物一直延续到大革命以后所谓的“新社会”。旧制度有很多制度规则、程序举措和政教习俗被保留下来了，而且领导大革命的革命者也正是凭借了旧法国的这些旧建制和旧政教习俗所提供的资源，才能发动和促成革命并成为其领导者。另一方面，大革命也确实改变了法国，托克维尔因此认为，要想真正理解法国大革命，还必须去考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存在的、“那个坟墓里面的法国”，用他的话说，是借着解剖已经死亡的器官才能发现生命的规律。要理解革命，就必须回到历史！
东方早报：
对于法国来说，革命是突然发生的，还是必然发生的？或者说革命的原因是什么？
王焱：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直上溯到法国大革命以前六七百年间的历史演变，从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早在革命以前的六七百年里，代表着王权的中央集权就不断地进行扩展，蚕食着地方的自治权与贵族的特权。到大革命前夕，贵族实际上已经被王权剥夺了真正的权力，失去了参与地方行政管理的职能，成为真正的寄生阶层。贵族的土地也被君主兼并重新划分，逐渐转入第三等级的手中，后者大量占有、购买破落贵族的土地。对于贵族力量的削弱，早在大革命之前的专制君主那里就已开始，而在绝对主义时期达到高峰。在这一意义上，应当说大革命只是接续了这一过程。常言说，“专制之下出暴民”。托克维尔并不认同革命期间的那种暴民专制，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暴民专制”并不是渊源于暴民本身，而恰恰是来源于绝对君主时代的那种恣意专断的专制统治。
托克维尔说，他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革命以后才来到世界上的，这个革命摧毁了旧有的国家，但是并没有发展出一个稳定的而且能够长治久安、垂之久远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托氏看来，这才是法国政治社会长期动荡的原因所在。
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宽恕与批评
东方早报：
作为贵族，事实上托克维尔并不完全否定大革命，他褒扬革命中哪些价值？
王焱：
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扫荡了旧的封建制度，在法国建立起了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体制，重建和恢复了地方自治制度，这是值得赞扬的。他赞扬法国大革命前期心怀宽大、热情洋溢，充满了雄劲和宏伟，是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他说，当目睹那个时代的人都消失了以后，人类还一定会长久地用赞美和崇敬的眼光仰望这个时代，法国人会对他们的事业或者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们能够在自由之中平等地生活。作为一个贵族的后裔，而且连自己挚爱的亲属都在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政治历史的考察，却依然由衷地赞美大革命所体现出的法兰西民族的政治首创精神。
东方早报：
所以托克维尔并没有否定法国大革命，那么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王焱：
在他看来，无论法国大革命给法国政治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则在于，它将自由和民主这些蕴含在现代性中的价值，在历史的行程中次第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革命真正的合法女儿是自由，是平等，是民主，是人权和代议制；而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乃至权力崇拜者，都并不能代表大革命所体现的正面价值。托克维尔为了表示他和大革命前君主制和贵族制度的决裂，曾毅然拒绝接受自己家族的贵族头衔。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断绝了和家人的联系，割舍了真挚的亲情和珍惜的回忆，为了就是追求1789年大革命的目标和理性。在我看来，那些希望复兴路易十四绝对君主政体的人神志不清已经到了极点。”他批判像法国的梅斯特和英国的伯克那样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认为他们误解了正在开始的革命的总性质和最终的普遍性意义，依然沉溺在欧洲的旧建制之中。那些陈旧的代表这一旧建制的阶层，并不懂得世界正在出现和形成的一些新的具有普遍性的事物。后来保罗·利科也说过，如果我们用托克维尔的观点去思考法国大革命，就不会把革命看成是法国历史的断裂，而是会把它当作君主制使命的一种完成，是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民主国家制度的诞生。
托克维尔认为，其实“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会产生，对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借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习”(《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11页)。在他看来，民主首先是一种社会状况，既然社会在大革命之前即已日益开始变得平等，那么政治状况必须要适应这一社会现实；如果无视革命前后的这一重要社会变化，希图原样搬用君主专制时期的政制，或者复辟等级为治的贵族特权制度，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也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东方早报：
托克维尔部分地宽恕了大革命中的很多措施甚至专制力量，但他对大革命还是失望的，他对革命失望的是什么？
王焱：
托克维尔宽恕大革命创造的过分中央集权以及许多专制举措和工具，因为这些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他也宽恕在革命的过程中摧毁了可阻止无政府状态或专制暴政的制衡力量，因为这些，在革命前即已经趋于消失。他甚至可以宽恕大革命作为一种急风暴雨的社会政治运动所带来的那些血腥暴力与不公。他要批评的是，从大革命直至他所处的时代，革命迄今尚未能创设出任何制衡力量，而这种制衡力量，即便在旧制度下就已经被指明。他毫不留情地指责大革命恢复了革命之前旧制度下的全套政府机器，乃至在60年之后，第二次将法国投到专制制度之下，“它比旧专制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但肯定也更为全面。”托克维尔是站在大革命的立场上，以大革命的原则去批评大革命。他批评在革命之后60年里，竟然还未能找到和实施一种使权力得到制衡的政治制度。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竟将老欧洲旧建制下的恣意专断的统治延续至今。如何走出这样一种困境，乃是托克维尔所有著作的中心性主题。
托克维尔更重视自由与民主的紧张关系
东方早报：
从《旧制度与大革命》到《论美国的民主》，19世纪的托克维尔对民主尤其是政治民主持什么态度？
王焱：
在托克维尔那里，所谓“民主”，也并不都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过选举更换领导人或者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有的时候他用狭义的民主，指的确实是政治民主；更多的时候则用民主来指称历史结构性演变的客观趋势与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断使人们趋于同质化和相似化，在这种意义上，民主意味着公民在法权方面的平等地位。
在托克维尔看来，不能只看到民主的负面和弊端，而忽视了民主可能带给我们的益处。如果法国能够将民主妥善地融入各种制度和习俗之中，就可以建成这样一个社会，即政府的权威既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充分尊重，对民主国家的挚爱也能成为一种理性的感情，每个公民都享有自己的权利，在各个阶层之间能够逐步建立一种牢固的信任感，公民与国家在权利、义务、利益方面各守其分际，就能最终避免陷入革命与专制之间交替往复的恶性循环。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后，尽管革命最终失败了，却使欧洲社会取得了长足的重大进步，但是当时欧洲最有影响、最聪明、最有教养的阶级却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没有努力去掌握民主以及引导它，结果民主就放开了它这种狂野本能的支配，成了一个没有父爱的孩子，立法者处心积虑企图消灭它，处上位者试图彻底压制它，可民主革命依然发生了。
东方早报：
托克维尔怎么看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王焱：
托克维尔视民主制取代贵族制，是法国大革命代表的现代性出场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影响着和支配着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意味着民主首先是一种社会状况。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民主已经是既定的客观事实，政治的上层结构是否能够与其社会状况的基础相适应，则是主政者能否顺应社会变化趋势，掌握政治主动权的关键所在。但与上述问题相比，毋宁说，托克维尔更重视自由与民主的紧张关系问题。
启蒙思想的一个误区，是乐观地相信一切人类可欲的价值都是相容兼顾的。托克维尔则显然已经没有了这种乐观，他认为，“人们对自由的爱好与对平等的爱好，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敢补充一句，在民主国家，它们还是两码不调和的事情。”对于均分财产的那种所谓经济民主，托克维尔是反对的。在他看来，平均财产是违背了自然的固有秩序，人的天然禀赋有高有低，即使是在同一起点上起跑，也逐渐会产生自然的不平等。我们应该把平民提升为贵族，不是把贵族削平为平民，那种追求过分平等的“解放”，只会导致自由的丧失。
那么怎样做到自由与民主两者的相容兼顾？一些旧贵族坚持恢复革命前的那种作为贵族特权的自由，而不知道革命已经从根本上夷平了那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激进主义者坚持平等，哪怕是专制下的平等也行。托克维尔则在两线作战，既反对恢复贵族特权之治的“不平等的自由”，也反对激进平等主义所主张的那种“宰制下的平等”。
他通过对于先天平等的美国社会的民主发展趋势的考察指出，如果欧洲逐渐演变成像美国那样的平等社会，那么对于自由来说可能会带来威胁，其中特别值得引起警惕的：一种是由于社会的平等化所导致的那种“过度私人化”的弊端。另一种就是“软专制主义”或者叫“柔性专制主义”，由于社会对平等的要求过甚，导致国家权力不断扩大，遂使个人的自由空间不断减少。在托克维尔那里，平等与民主并非理想的社会愿景，而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一种历史发展趋势。
中法在“后革命时期”有很大相似性
东方早报：
托克维尔的作品在生前并没有受到太大重视，“托克维尔热”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他的思想的复兴又是一个怎么样过程？
王焱：
托克维尔去世以后，他的著作和思想，在法国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因为法国社会思想界受主流的涂尔干学派的影响，一般只重视社会结构，不大重视政治制度的重要意义，对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很轻视。所以，托克维尔的思想在法国长期受到冷遇。20世纪中叶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托克维尔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兴起了“托克维尔热”。这一热潮的兴起，源于当代民主在制度实践方面的复杂现实，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托克维尔生前所作出的一系列预言与论断，在当代语境中获致了新的意义。
人们重视托克维尔，首先在于他较早揭示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紧张。查尔斯·泰勒的晚近著作《现代性之隐忧》中提出了对于现代社会的三大隐忧：第一个是“生命的英雄之维”的失落，即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中”的危险，他将这一担忧称之为“意义之丧失”。第二个担忧涉及工具理性日益猖獗，导致“目的之晦暗”，即原本应当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现在都按照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了。第三个担忧是现代政治的“柔性专制主义”，导致社会横向联合的消失，结果孤立而无力的个人，独自面对强大的官僚国家。这意味着“自由之丧失”。这三个担忧，正如泰勒所说，都是从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生前所作的预言中引申出来的，由此可见托克维尔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惊人洞察能力，所以，泰勒将他视为具有预言性的思想家。
托克维尔的复兴，首先是在美国学界兴起。这与他们反思20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功过有关。在法国，1980年代以来开始兴起的学界重新诠释法国古典自由传统的浪潮中，相继出版了不少对托克维尔思想的研究新著，这些著作可能更值得我们重视。
东方早报：
现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经一位领导人的推荐成为畅销书，那么在中国，重读或者热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现实意义在哪里？
王焱：
中国与法国都是通过革命走向现代性的国家，在“后革命时期”所遭遇的政治社会困境上，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说过，西方社会中以法国人与中国人最为相似。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从而为走出这一困境提供启迪。
杜蘅：托克维尔与大众政治
作者：杜蘅 2012年12月18日观察者
很少有哪部外国史研究作品，能像《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样同当下的中国语境，建立起如此切近的联系。这种联系部分出于联想，部分则是有根有据的；它在法国与中国、历史与现实之间建构出双重的相似性：两场革命的相似性，以及旧制度与中国后革命时代的新体制之间的相似性。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看的是美国社会；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抓住了法国国家及其治理术。特定的治理术为大革命准备了条件，预先铺设了到达革命后果的道路。在他所揭示的诸多方面中，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提出来作一说明。
首先是革命之前法国君主推行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对中间阶层的政治打击。贵族以政治权力交换社会特权，最终被君主及其官僚体制收买，丧失了他们对社会的组织功能。没有政治功能却保留各种社会经济特权的贵族，成了遭人嫉恨的对象，与君主本身成了一丘之貉。取代传统贵族这一地方组织机制的国家官僚体系，并非一架足够理性化的超级机器，而是包括了官职买卖与继承以及特权化的征税制度在内的利益私人化网络。君主通过它把法国社会的权、钱、贵笼络在自己阵营，但却只造成一种内部离心离德的、虚弱的中央集权，一种比较政治学家称之为弱专制的体制。最关键的是，这个体制打掉了地方的组织性力量，本身却无法担负其这一组织功能。因此，打掉了地方的传统组织力量，也就打散了法国社会，就像托克维尔所说，造成了法国人之间的相似化以及（看似有些矛盾的）陌生化和冷漠化。
其次，在贵族丧失政治功能的情况下，取而代之的是托克维尔所批判的文人政治。文人政治产生的条件不在于文人本身，因为文人的抽象观念要发挥社会效果，需要有相应的国家治理术与之配合，那就是这种治理术欠缺吸纳政治参与的能力。专制体制就是这样一种治理机制。它使有政治参与欲望的人群无法获得政治经验，而使传统上具有政治经验的阶层放弃其政治义务。托克维尔把体制的朽坏归结到政治自由的没落，换成我们的语言，正是参与欲望和政治能力之间的不对称：有欲望的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没有欲望。当法国社会被启蒙文人的抽象观念所武装，一旦统治阶层内部发生分裂，激进的群体就有机会和能力，直接诉诸这些观念上武装起来的基层成分，将他们动员起来，一举推翻旧制度。
由此看来，法国革命的机制，实为大众政治的生成机制；托克维尔所揭示的，也正是大众政治的逻辑。在托克维尔的年代，他还没有机会见识现代动员型政党的威力。无独有偶，中国现代政党政治的研究已经指出了国民党政权实质也是一种弱势独裁体制。尽管国民党也是按照大众动员型政党的机制改组出来的，但它却并没有将此逻辑贯彻到底，相反，它逐渐走上了类似法国旧制度的状态。这就为另一个基层动员能力更强的竞争对手创造了条件。中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填充了动员下层这个空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革命比起法国革命来，是更有组织性的大众政治。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共代表的革命力量，在其一开始就把政治参与的要求提高到了民族界限内的最高程度。也是因此，中共革命的成功和建立政权，仅仅表示它的革命的开始，而非革命的结束。它面临着一项史无前例的任务，就是如何用它创设的体制来持续满足被它调动起来的空前的政治参与规模。
人民共和国的经验是否为这一历史任务找到了一个可靠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可讨论的。中国思想界在这里，无疑存在巨大的分裂。很显然，最近《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热”，暗示了成功的革命反向走到了法国革命之前的状况。或许正是出于这种直觉与经验，很快促使某些论者进行“区分技术”的操作，以便把中国与法国旧制度区别开来，斩断在这两者之间的无根据的联想。但《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呈现的种种迹象却在不断复现出来。社会运动理论家指出：官方治理技术造成阶级意识的消亡，培育了民粹政治的温床。社会的个体化与道德冷漠，辅之义愤和暴戾之气，天生一对。再加上公知政治，宛如猛虎添翼。人们耳边或许不时回想托克维尔笔下改革的悲剧：不改无以为继，改了催生革命。传播网络中小道消息和谣言更受欢迎，也就是说，无权威的反而被视为权威，权威反而被视为没有权威。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体制未能成功吸纳政治参与要求的表现。
此时此刻，在当下的中国，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不免令人产生一种时空的不确定感：在革命之后和革命之前读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体会将大为不同；那么我究竟身处哪个时空？作品是开放的，其效果取决于读者；读者又取决于其作为思想者或行动者的不同类别；而不同的行动者类别，又决定于他身处其中、又被他的自我意识所中介的具体历史语境。就如《君主论》可以有他的美迪奇，也可以有它的卢梭一样，《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可以有它同处一个时空却有彼此对立的想象的读者。
